1968年4月22日晚上八点，北京西郊的代表驻地灯火彻夜未熄。上百名代表安静排队领取选举须知，一位身材高大、脸上还带着炉火炙烤痕迹的青年工人夹在行列中，显得有些局促。警卫员看着他的工作服皱了皱眉：“同志，衣服最好换一换。”那人憨憨一笑，“炉台下就这身行头配资台，撂不下。”他叫王白旦，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北满钢厂，党龄十一年。谁也想不到，几天后，他在中共九大的计票名单上，与毛主席同得全票，成为当时最后一名进入“百分百”行列的中央委员。
大会之前，为确保工人阶级的代表在中央层面占有一席之地，中央对代表产生方式做了特殊安排。黑龙江省委接到密件后，圈定“炼钢一线”“党龄七年以上”两个硬杠杠。省里推了三人，齐齐哈尔市委再筛一遍，最后留下一张名单——王白旦。挑选过程相当低调，厂里甚至不知道具体缘由，只当是让他“进城开会”。直到他离厂那天，工人们才隐约猜到这是关乎大事的召集。
王白旦出身河北清苑一个十口之家，父亲种二十亩薄田，年景不好常常揭不开锅。1941年，他十岁，被母亲送去私塾念了三年，最爱写“百炼成钢”四个字；后来战火迫近，辍学参加儿童团，给八路放哨。解放后，他重返课堂，却在1951年因母病辍学，随兄长去了太原。在太钢，他当学徒，一年后转正，还加入了共青团。此时他才十八岁。
1955年，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陆续开工，其中就有北满钢厂。全国各地钢铁企业抽调业务骨干，王白旦凭着班产效率第一的记录，被点名北上。齐齐哈尔的冬天冷到零下三十度，炼钢炉却可以烧到三千度。刚到岗，他留给师傅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咱来的不是人，是块铁，得再烧一次。”为了降低出炉时间，他自制了测温杆、测氧器，把一炉钢的时间从九小时压到八小时。别小看这一小时，全年可多出十几炉，直接关乎“赶上英国”的产量指标。
运动风暴袭来后，不少工人把高音喇叭当成了主业，车间冷灶停火。王白旦急得拍着炉台，“钢不炼了，国家打仗用啥？”他带着几名老伙计死守高炉，三班倒改两班倒，厂里亮着的唯一火口就在他们这一号炉。正是这一份“死犟”，让上级相信他是最佳人选。
赴京路上，火车穿越山海关。同行的老工人王进喜悄悄递给他一只搪瓷缸，“小王，上北京，咱代表工人，可不能丢人。”王白旦捧着热水杯，指关节都是黑的，他只点点头。
九大开幕那天，人民大会堂内外满是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的红标语。选举采取等额加差额结合的办法，名单上工农兵比例远超以往。到投票环节，王白旦摸着口袋里的选票反复琢磨，“我一个炉长算老几？”然而计票板一行红勾拉过，毛主席全票，周总理全票，林副主席全票，紧接着，王白旦——全票。掌声雷动，他愣在座位上，眼泪刷地流下来。
散会后，他跑到代表团驻地，要求把自己从名单里撤下：“我文化不高，哪担得起中央委员。”领队劝道：“进中央的工人代表是毛主席亲自拍板，你退就是砸牌子。”话已至此，他只得硬着头皮答应。
不过，很快一个“现实难题”摆在眼前。大会手册印出后，有同志发现“王白旦”三个字读来近似粗鄙语。周总理听闻，提议改名。组织部征求本人意见，他只是挠头：“随便改，好记就成。”最后定案“王白早”，取“白天破晓，旭日东升”之意。于是，中央委员名单里出现了一个陌生又特别的名字。
荣誉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。大会结束，他回到北钢，仍是炉前第一线。厂党委任命他为副书记，他硬说自己“先干活再领章”，每天班前会照念安全制度，一丝不苟。政治任务来了，他带头上台讲话；炉温一掉，他抄起铁钩就上。有人劝他，“中央委员干嘛还自己扒渣？”他回一句：“不扒渣，钢就开花。”
1971年，“九一三”事变后，许多人的履历被翻旧账，王白早两次改名成了“有问题的线索”。上边来人谈话，他只交出全部笔记，“没有别的，都是炼钢数据。”周总理拍板：“这件事不追究。”风头终于过去。1973年十大召开，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提出不再连任，毛主席说：“他是好同志，让他安心炼钢。”
生活的考验并未就此结束。原配病逝后，王白早带着四个孩子和老人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1972年春，市妇联牵线，他见到了印刷厂党支部书记于淑彦。家里除了一张歪桌两只破箱，几乎空空荡荡。王白早摊开手，“中央委员证没法当饭吃，苦不怕？”对方的回答干脆：“跟好人过日子，总有法子。”两个月后，两人领了结婚证，于淑彦自愿调到北钢食堂，方便照顾家里。
政治氤氲散去之后，企业复产提速。王白早负责新钢种试炼，常年夜班。1982年，省委通知他调任轻工业厅副厅长，他一句话推掉：“我这炉子正要出316L不锈钢。”领导劝道：“当官也能为国家出力。”他摇头，“我只认得炉火。”就这样，他留守北钢，直到1989年法定退休。
北钢舍不得放人。厂长揣着一百元补差费，把退休返聘协议塞进他衣兜：“再带带年轻人，行不？”他回家同老伴商量，两人都点头。于是六十岁的中央委员回到炉台，又干了九年。有人统计，他一生主持出钢三千余炉，“追上西方”的几项新工艺由他手把手传下。
然而命运并未厚待这个倔强汉子。1987年春节，其次女突患尿毒症，撒手人寰。王白早正在试验低磷钢，未能守在床前。三年后，长子确诊胃癌晚期，他第一次向厂里请假，日日守在病房。儿子弥留之际说，“爸，你别哭，我知道你最舍不得的还是炉台。”老人含泪点头。
厄运仍在继续。1999年，他自己被确诊为糖尿病并发肾病，需要长期透析。老伴于淑彦省吃俭用，自学护理，在家给他做低糖饮食，却瞒下自己胃部不适。2004年冬，她终于倒下，被确诊为胃癌晚期。她拉着丈夫的手说：“这回我先你一步，家里还有两个小的，你得挺住。”次年正月，病情恶化，她合眼那天，他坐在床边，攥着她的手，没哭出声，只是喃喃一句：“炉火都凉了。”
同年冬夜，他因尿毒症并发症静静离世，享年七十岁。噩耗传到北钢，老工友自发在炉台旁摆上安全帽、焊钳和那只用了三十年的测温杆。有人回忆，王白早最后一炉钢，温度精准到位，硫磷双降，化验单零缺陷，“那是真正的工人味道”。
多年之后，北钢技术馆收藏了一件深褐色工作服，袖口处油渍难以清洗，胸口缝着一行整齐的白线：百炼成钢。旁边的解说牌这样写——“九大中央委员王白早，原名王白旦。生于1931年，卒于2005年。劳动模范，炼钢专家。”不少参观者看完问：“他怎么和毛主席同票？”解说员微笑：“答案不在这张卡片上，而在五十年的炉火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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